灾难出,谣言现。灾难滋生各种谣言。其中,除单纯信息错误致恐慌误导外,政治操作的黑手应该是谣言或假新闻的制造中心。 921大地震之后,各种假新闻及谣言就纷纷上场,我曾检视南投县政府纪录的《921大地震救灾日志》,竟然921隔天起,假新闻及谣言就开始。一连两星期之内,就只有一天没有关于谣言的记载,其余每天的救灾日志,都出现有关于谣言的字眼,可见谣言是跟随灾难产生。 对于没有政治力量介入的假新闻或谣言,信息澄清有助于扭正被误导之信息;但对于有立场的政治关系之恶意指控栽赃,并假藉民意以震灾作政治斗争之举,则再多的澄清说明皆无济于事。这也是我的南投经验。 “921局”我和南投县政府首当其冲,遭到灾民、媒体、民代等以假新闻之指责,而更离谱的是,连中央政府长官也不了解实情,却任意抨击,令人遗憾。最最严重的例子,我曾为文指出,于此再度引述以为参佐:总统误导,代志大条。 我的顶头长官误导921应急经费用途,让我背黑锅,在一些政治场合流传,助长“921案”进行。在李登辉总统所著的《最高领导者的条件》一书中,对921发生后当天上午9:50李总统抵达灾区,记述: 我在指挥所找来县长,当面告诉他:“行政院会开会决定如何援助地方,但拨款的花点时间,我先给你一些钱,虽然不多,至少可应急。用途不必回报”县长当场点收,小村庄给100万元,大村庄给200万元。只可惜后来调查发现,这笔钱没有用在救灾,反而被县长二名部下中饱私囊,拿到日本与中国旅游花用。 经查这段记述有相当错误,与事实不符,他这样的记载,让我背负不白之冤。事实上,李总统是到各灾区探视灾情时,亲自致赠给各乡镇长紧急救灾经费,他从未在南投县救灾指挥中心交付金钱给县长;至于日记所指之时间也非921当天,例如致赠鱼池、埔里、仁爱等乡镇公所各200万元是在9月26日;而给钱是以乡镇公所为对象(南投有13乡镇),并非以村庄为对象(南投县共128村、133里);金钱是交付予乡镇长本人,而他们不是县长“部下”,因为在921救灾、重建阶段,总统说“乡镇长比县长大”,许多乡镇长已脱序并不听县政府指挥。 李总统表示,该笔款项是作为购买帐篷等紧急临时支用,但是,令人遗憾的,竟有国姓乡长李增全与集集镇长林明溱“县长二名部下中饱私囊”,似有负总统所托,这些款项,他们并未用于救灾紧急支出,而是转用为出国到“日本与中国考察”。总统很严重的指控,目标怎么是县长呢? 谣言乱政,制造冤案 921的例证,说明灾难之际是谣言丛生之源。由于政治操作之精致化,假新闻就变成连续剧化,讲法其中有真有假,民众根本分辨不清真假,社会更无从根据事实断定是非,辗转不断消耗社会成本,终而社会形成玉石俱焚,找出对错都需赔上昂贵代价。这是我对媒体最无奈之处,很多时候想投入去办媒体。 但我知道也不能全怪媒体第一线记者。因此,灾难政治学的重要一课,便是阻止政治关系去操弄不实传言。为政者以假新闻乱政,目标是执政权、发言权,但民众听信谣言,无异支持造谣生事之幕后政治编导黑手党,更无异驱善逐是,货币学的“格莱欣法则Gresham's Law:劣币驱逐良币”让恶非掌政、代议。如此谣言乱政,制造司法冤案,更非民众之福。 因此,我想到媒体的灾难与道德两难问题。 很多人早已忘掉921悲惨的灾难画面,但当88水灾画面上出现凄惨的景象,对此,我曾以引申媒体人吴典蓉当时感性之言:“让我们这些不在灾区的人,恨不得变成南部人,一同分担苦难。”但随即她马上否定这个感触,因为很多人并不认为如此。 吴典蓉提出灾难新闻的道德两难观点,他人的痛苦并不是自己本身的痛苦,旁观他人的痛苦并不等于大家都会痛苦;报导灾难虽然迫使政治作为,但若别有用心,也会带来民众逐渐麻木、冷漠的社会效果。她的结论之一是,面对重大灾难,我们没有可能改变灾难新闻的道德两难困境。 这是深刻的媒体自省。 这个论点与经济学寡占理论中“囚犯困境”的赛局类似,从人性而言,似乎得不到最好的答案。因为参赛者他们最好的结局,就是“为自己好,只好选择说谎”,亦即说谎对他们最有利。这是个人主义为害众多社会的困局。 两难困局也说明了为什么政治人物在面对选票的选择时,他们往往忘了投身政治的目的是为了更多数人的公义,却宁愿为其政治企图及特定小部分之利益辩解。例证,不胜枚举。 921的灾难政治学,处处充斥著这种道德困境,但政客的选择却多违背道德,宁要选票,不惜欺瞒社会大众。“921案”于焉上场,值得社会大众重视。 吴典蓉的当媒体传播指责灾难旁观者也难以摆脱“同流合污”感受,同时自己也能体悟出像苏珊.桑塔格(Susan Sontag,1933 -2004)旁观他人之痛苦相同的观点:只有以行动才能摆脱“旁观者”的困境。 我补上一句:其实,对灾难政治学也一样。由于921的灾难经验,新闻传播者不应只是“旁观者”,以行动深入了解真相才说话,应该很重要。“921案”的浮一大白,也是责任吧? (待续)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