灾难出，谣言现。灾难滋生各种谣言。其中，除单纯信息错误致恐慌误导外，政治操作的黑手应该是谣言或假新闻的制造中心。

921大地震之后，各种假新闻及谣言就纷纷上场，我曾检视南投县政府纪录的《921大地震救灾日志》，竟然921隔天起，假新闻及谣言就开始。一连两星期之内，就只有一天没有关于谣言的记载，其余每天的救灾日志，都出现有关于谣言的字眼，可见谣言是跟随灾难产生。

对于没有政治力量介入的假新闻或谣言，信息澄清有助于扭正被误导之信息；但对于有立场的政治关系之恶意指控栽赃，并假藉民意以震灾作政治斗争之举，则再多的澄清说明皆无济于事。这也是我的南投经验。

“921局”我和南投县政府首当其冲，遭到灾民、媒体、民代等以假新闻之指责，而更离谱的是，连中央政府长官也不了解实情，却任意抨击，令人遗憾。最最严重的例子，我曾为文指出，于此再度引述以为参佐：总统误导，代志大条。

我的顶头长官误导921应急经费用途，让我背黑锅，在一些政治场合流传，助长“921案”进行。在李登辉总统所著的《最高领导者的条件》一书中，对921发生后当天上午9：50李总统抵达灾区，记述：

我在指挥所找来县长，当面告诉他：“行政院会开会决定如何援助地方，但拨款的花点时间，我先给你一些钱，虽然不多，至少可应急。用途不必回报”县长当场点收，小村庄给100万元，大村庄给200万元。只可惜后来调查发现，这笔钱没有用在救灾，反而被县长二名部下中饱私囊，拿到日本与中国旅游花用。

经查这段记述有相当错误，与事实不符，他这样的记载，让我背负不白之冤。事实上，李总统是到各灾区探视灾情时，亲自致赠给各乡镇长紧急救灾经费，他从未在南投县救灾指挥中心交付金钱给县长；至于日记所指之时间也非921当天，例如致赠鱼池、埔里、仁爱等乡镇公所各200万元是在9月26日；而给钱是以乡镇公所为对象（南投有13乡镇），并非以村庄为对象（南投县共128村、133里）；金钱是交付予乡镇长本人，而他们不是县长“部下”，因为在921救灾、重建阶段，总统说“乡镇长比县长大”，许多乡镇长已脱序并不听县政府指挥。

李总统表示，该笔款项是作为购买帐篷等紧急临时支用，但是，令人遗憾的，竟有国姓乡长李增全与集集镇长林明溱“县长二名部下中饱私囊”，似有负总统所托，这些款项，他们并未用于救灾紧急支出，而是转用为出国到“日本与中国考察”。总统很严重的指控，目标怎么是县长呢？

谣言乱政，制造冤案

921的例证，说明灾难之际是谣言丛生之源。由于政治操作之精致化，假新闻就变成连续剧化，讲法其中有真有假，民众根本分辨不清真假，社会更无从根据事实断定是非，辗转不断消耗社会成本，终而社会形成玉石俱焚，找出对错都需赔上昂贵代价。这是我对媒体最无奈之处，很多时候想投入去办媒体。

但我知道也不能全怪媒体第一线记者。因此，灾难政治学的重要一课，便是阻止政治关系去操弄不实传言。为政者以假新闻乱政，目标是执政权、发言权，但民众听信谣言，无异支持造谣生事之幕后政治编导黑手党，更无异驱善逐是，货币学的“格莱欣法则Gresham's Law：劣币驱逐良币”让恶非掌政、代议。如此谣言乱政，制造司法冤案，更非民众之福。

因此，我想到媒体的灾难与道德两难问题。

很多人早已忘掉921悲惨的灾难画面，但当88水灾画面上出现凄惨的景象，对此，我曾以引申媒体人吴典蓉当时感性之言：“让我们这些不在灾区的人，恨不得变成南部人，一同分担苦难。”但随即她马上否定这个感触，因为很多人并不认为如此。

吴典蓉提出灾难新闻的道德两难观点，他人的痛苦并不是自己本身的痛苦，旁观他人的痛苦并不等于大家都会痛苦；报导灾难虽然迫使政治作为，但若别有用心，也会带来民众逐渐麻木、冷漠的社会效果。她的结论之一是，面对重大灾难，我们没有可能改变灾难新闻的道德两难困境。 这是深刻的媒体自省。

这个论点与经济学寡占理论中“囚犯困境”的赛局类似，从人性而言，似乎得不到最好的答案。因为参赛者他们最好的结局，就是“为自己好，只好选择说谎”，亦即说谎对他们最有利。这是个人主义为害众多社会的困局。

两难困局也说明了为什么政治人物在面对选票的选择时，他们往往忘了投身政治的目的是为了更多数人的公义，却宁愿为其政治企图及特定小部分之利益辩解。例证，不胜枚举。

921的灾难政治学，处处充斥著这种道德困境，但政客的选择却多违背道德，宁要选票，不惜欺瞒社会大众。“921案”于焉上场，值得社会大众重视。

吴典蓉的当媒体传播指责灾难旁观者也难以摆脱“同流合污”感受，同时自己也能体悟出像苏珊．桑塔格（Susan Sontag，1933 -2004）旁观他人之痛苦相同的观点：只有以行动才能摆脱“旁观者”的困境。

我补上一句：其实，对灾难政治学也一样。由于921的灾难经验，新闻传播者不应只是“旁观者”，以行动深入了解真相才说话，应该很重要。“921案”的浮一大白，也是责任吧？

（待续）